1968年8月，我于復旦大學國際政治專業(yè)畢業(yè)后被分配到紅日機械廠，在這里整整工作了16個春夏秋冬，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紅日廠是我難忘的第二故鄉(xiāng)。
　　
　　紅日機械廠是原兵器工業(yè)部直屬的一家大中型企業(yè)，是貫徹毛主席“加強三線建設”的指示，按照“靠山、分散、進洞”的布局要求，沿湖南省邵陽市新邵縣境內榔概山下一條狹長山溝建造的一家軍工企業(yè)。三層高的主廠房就建在一個巨大的溶洞內，洞門上方是 “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幾個紅色大字，洞內主廠房中從一樓到三樓依次安排了沖壓、機修、工具、機加、表面處理、部件裝配等六個主要生產車間（后來大零件機加、壓鑄、部件裝配、表面處理等生產線搬到洞外）；火工、鑄造、總裝、動力等四個車間以及汽車運輸隊則建在主廠區(qū)旁另外四條小山溝里；印刷廠奇妙地建在寸石旁一座山峰的半山腰小洞內，一百多級石階小路通向洞內，十分險要。職工家屬區(qū)按照“遠看像村莊，近看像民房”的原則，從南至北，同當?shù)鼐用窕旌系匾来谓ㄔ谥鲝S房附近的寸石、雙灣、東西梅市三處山腳下。這是一處南北方向、寬處約一百米左右的窄長山溝，中間貫穿著一條南北方向的省級公路，其余大多是高低不平的石子路，有些還是崎嶇蜿蜒的山間小路。職工上下班只能步行。
　　
　　紅日機械廠由位于西安的東方機械廠和位于湖南湘潭的江南機器廠合作包建，集合了一大批專業(yè)的工程技術人員、管理干部和能工巧匠。為了加強三線建設，建廠初期，陸續(xù)從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中國醫(yī)科大學、暨南大學、華東工程學院、北京理工學院、華南理工學院、華中理工學院、太原機械學院等全國數(shù)十家重點高校分來一大批大學生，與我同一批來廠的就有33位。此后幾年間，又陸續(xù)從揚州工學院及湖南省屬高校分來一批批大學生。足見當時國家何等地重視三線建設。
　　紅日機械廠集合著一大批的工程技術人員、管理人員與數(shù)以千計的產業(yè)工人，他們扎根山溝，勤勉工作，數(shù)十年如一日地為國家的軍工建設，默默地奉獻著自己的智慧與力量。時至今日，紅日廠內那些生動的場景經常栩栩如生地浮現(xiàn)在我的腦際。
　　
　　我清楚地記得，鑄造車間建于主廠區(qū)西南方較遠的一條小山溝中。在這偏僻的地方，車間黨支部書記、紅日廠開廠先鋒孫宏道默默無聞、任勞任怨、勤勤懇懇地工作了很長一段時期，從無怨言。沖壓車間主任羅發(fā)業(yè)、馬忠明那嚴肅認真，全力以赴，不分白天黑夜奮斗在一號洞內的基層領導干部形象，經常縈繞在我的心中。工具車間主任夏榮凱、李憲林、黨支部書記趙德華堪稱“黃金搭檔”，是工具生產的行家里手。他們密切配合，科學組織生產，及時進行調度，滿足了全廠生產工具、工裝、模具的需要。壓鑄車間主任劉廣祿、黨支部書記陳水醒勤奮工作、一絲不茍的形象令人難以忘懷。動力車間主任高景銘居住在主廠區(qū)北端的東梅市宿舍區(qū)，每天步行穿越整個廠區(qū)，準時出現(xiàn)在車間現(xiàn)場，率領全車間職工制造動力源，滿足了全廠生產和職工生活對于水、電、氣、風的需求，幾乎沒有出現(xiàn)過斷水、斷電、斷氣的現(xiàn)象。他那一以貫之、風塵仆仆的模范行為，生動地銓釋了我國工人階級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忠于職守勤勉工作的品質。部件裝配車間黨支部書記丁斌蓉是紅日廠的“女強人”一心撲在工作上，以身作則，充滿熱情與朝氣，同歷任車間主任一道，抓作風，帶隊伍，嚴密地組織生產，確保了部件裝配任務的按時完成。火工車間主任關俊才居住在主廠區(qū)東南方位的寸石宿舍，每天沿著高低不平的石階山路,穿越整個廠區(qū)，步行到位于主廠區(qū)西北方位的火工車間上班，數(shù)年如一日地科學組織生產，按時完成生產任務，確保火工生產安全，從未發(fā)生過安全事故。具有“黃牛精神”的運輸科科長吳玉昆以及汽車隊隊長龍慎全，總是那樣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地工作，向人們展示了一位基層干部的典型范例。副總工程師劉紹英，堪稱生產管理和調度能手。他那矯健的身影總是出現(xiàn)在生產關鍵部位，忙于現(xiàn)場解決問題。子弟學校黨支部書記謝開友、校長湯迪銀率領全校教職工自力更生，艱苦辦學，將子校辦成令人放心的學校。職工醫(yī)院黨支部書記熊降安、院長楊中欽，努力辦好職工醫(yī)院，不斷提高醫(yī)療質量，對保障全廠職工和附近農民的身心健康，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的痔瘡及腦后皮內粉瘤，就是在廠職醫(yī)院進行手術治療的，至今沒有復發(fā)。后勤總務處負責人秦君仁、顏俊、歐陽捷等，團結全體后勤工作人員，在那生活物資比較匱乏的年代，把后勤保障工作做得有聲有色；職工食堂令人滿意，很少聽到有人提后勤管理方面的意見。實在不易啊！
　　我非常贊賞紅日機械廠有著一支的工程技術隊伍。主管產品性能的陳器梁、張福山，主管壓鑄技術的王博文，主管沖壓技術的施彥昌、唐顯健，主管鑄造技術的孟彪，主管機修技術的周克強、陳文宣、寧臣泉，主管基建技術的黃強、陶章，主管表面處理技術的歐陽旭文、李長根，主管金屬熱處理技術的潘炳雄，主管動力技術的徐志雄、鐘緒棠，都是所在專業(yè)的行家里手，可以獨當一面地處理各種技術和工藝問題，在紅日廠的建設與發(fā)展中發(fā)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一次，因為撰寫產品質量問題報告，我向陳器梁工程師調研引信設計與生產問題，他很精辟地介紹了引信設計與生產過程中的安全度與靈敏度的辯證關系問題，使我意識到，如果引信設計與生產過于安全，則影響靈敏度；過于靈敏，則影響安全度。正是在同陳器梁的多次交談中，我明白了引信碰撞后的發(fā)火原理與火路流程，獲益匪淺。
　　我要特別為紅日廠的行政管理、黨建與思想政治工作人員點贊。主管勞動工資的賀祥元、曾俊德、鄧康平，主管技術安全的張鵬，主管財務的任正明、畢建香、姚先斌，主管保衛(wèi)工作的謝國治、于立柱；主管組織干部工作的李建中、班發(fā)喜，主管宣傳工作的陳貽祥、羅求喜、曹秉忠，都是很有思想，很有經驗的企業(yè)管理人員，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紅日廠的生產經營管理、黨建與思想政治工作達到了當時全國兵器工業(yè)系統(tǒng)的較高水平，在全國兵器工業(yè)系統(tǒng)有著良好而廣泛的影響。
　　
　　我尤其敬佩紅日廠有一支愛崗敬業(yè)，技術精良的產業(yè)工人隊伍。這是紅日機械廠建設和發(fā)展的主體力量。廠勞動模范韓存忠，火工車間老師傅陳家木，裝配車間工人董秀蘭，工具車間車工邱鏡宏、銑工楊能乾、磨工陳明生、鉗工肖干湘，大六軸生產線以及裝配生產線上的工人們，等等，為了我國軍工事業(yè)的發(fā)展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始終以主人翁姿態(tài)，以吃苦耐勞的精神，孜孜不倦地工作，長期奮斗在偏僻的小山溝。他們身上展示的我國工人階級的淳樸情懷、正直善良的品質、嚴密的組織紀律性，給予我以深刻的熏陶和感染，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我特別難以忘懷后勤部門幼兒園的老師和阿姨們，總是那樣細心地照護每個小孩。我那時在廠辦工作，愛人又在廠職工醫(yī)院上班，經常延遲下班，不能按時接小孩。在此情況下，幼兒園的老師們，尤其是我宿舍樓下的周媽媽，總是堅持到，照護好每一個小孩，其情其景至今令我感動。
　　
　　紅日廠廣大干部職工和家屬中類似這樣的事跡，如天空閃耀的繁星，不勝枚舉。這些點滴的回憶，是我發(fā)自內心的致敬。由于年代久遠，掛一漏百，也可能有差錯。
　　
　　
　　我就是在紅日這樣一個的兵工廠、一個溫暖的大家庭里參加工作并逐漸成長的。剛開始，我被分配到工具車間當車工，學開C-620車床，指導我的工人師傅是車工班班長邱鏡宏。當時，社會上崇尚“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良好風尚。我為自己能夠穿上藍色的工人制服、成為一名產業(yè)工人而感到自豪。我興致勃勃地學習車工技術，只要有空就開動機床。剛開始時，由于不得要領，常常弄成一身油污，但我卻樂此不疲。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學會了車光桿、調螺紋，心中十分高興。
　　
　　在當時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我們這些大學生被稱為“臭老九”，也有人說我們是“茅坑里的石頭又臭又硬”。對此，我們不以為然，老老實實地向工人師傅們學習，誠心實意地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經過一段時間觀察后，廠里的干部與工人師傅們對我們都很友好。有一次，我到邱師傅家看望他們夫婦。邱師傅很認真地對我說：“大家都說你們是‘臭老九’，可我同你們接觸這么久，并沒有感到你們哪里臭呀。你們通情達理，挺好的呀!”我笑著說：“任由別人說去吧，我們老老實實地做人就是了。”說也奇怪，盡管我們被人說成“臭老九”，但廠里的姑娘們在物色對象時，總把首選目標投向我們這些大學生。尚未成家的“臭老九”們，像陳善培、彭振光、潘炳雄、黃正斌、陳吉星、丁金保、章其左、朱文貴、薛林寶、陳明、陳金樹、薛俊一等人，一個個地都在廠里找到了自己鐘情的姑娘，成家立業(yè)，生兒育女，過著幸福的生活。
　　
　　1969年秋天，廠部按照省公安廳要求，成立了一個特殊的專案工作組，查處一起涉及工廠安全的案件，時任廠革委會副主任的王敬維親任專案組組長。專案組急需配置一位文秘人員。當時軍宣隊隊長、廠革命委員會主任、廠黨的核心領導小組組長孫寶峰提出，這位文秘人員就從新分配來廠的大學生中特色。不知何因，我被選中了。那時候，我的興趣是想一心一意學車工技術，不想離開車間。但此時任務緊急，工作需要，只好奉命而行，來到專案組工作。幾個月后，專案組結案，需要寫一份結案報告。這項任務自然落到我的頭上。恰好，寫作是我的特長之一，我又從頭至尾參加了專案組全部活動，對案情十分清楚。因此，我很快草擬出初稿，并獲專案組一次性通過。廠革委會孫主任看了這個報告后，十分滿意，明確指示要將報告撰寫人調到廠部任秘書。于是，廠組織部門與勞資部門負責人同我談話，向我傳達了孫主任指示。那時，我是真心實意地想在車間工作，扎扎實實地學一門技術，不愿到廠部機關工作。但廠令難違。幾經商量，在同意將我的編制繼續(xù)保留在工具車間的前提下，我接受廠部調令，依依不舍地離別了剛剛熟悉的工具車間，來到廠部辦公室當秘書。自此以后，我參加了廠部幾乎所有的廠領導班子會議，草擬了廠部幾乎所有的綜合性文件和廠部主要負責人的重要講話，成為那個山溝工廠里的一名“秀才”，再也沒有能夠回到車間。
　　
　　任廠部秘書期間，我勤奮工作，嚴守紀律，嚴格地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從不亂傳話，竭力維護工廠領導班子的團結。結果，廠黨政主要負責人換了好幾茬，但我的秘書崗位一直沒有變動。是孫寶峰主任直接下令，開啟了我的秘書生涯。孫主任對我很信任。我所起草的廠部文件，他基本上都表示同意；他自己的講話稿都親自起草，事后要我看一遍。他是一位嚴肅認真、不茍言笑的軍隊領導干部，下級都很敬畏他。他對我所提出的意見，尤其是語法修辭方面的意見，一般都欣然接受。那時，我是一個單身，愛人尚未調來，每年春節(jié)，他都邀請我到他家過年。此后。接任廠革委會主任、廠黨委書記的是剛從新化縣向紅機械廠革委會主任任上調來的吳永和，人稱“吳大炮”。他是一位直爽豪放、敢于直言的軍隊領導干部。他可能聽了同事的介紹，對我的工作也很信任，我所起草的文件和講話稿，他都比較放心，一般不作大的修改。接替吳永和擔任廠黨委書記的是從861廠黨委書記任上調來的郭明孝。他是蘇北新四軍時期參加工作的老資格領導干部，行政12級，很有水平和經驗，尤其富有工廠管理經驗。他對我的工作比較放手。就是在他的提攜下，我于1975年任黨委辦副主任兼任廠秘書。平時他到車間調研，都要我隨從。有一次他到總裝車間蹲點，點名只帶我一人參加。他外出開會時，在可能情況下也要我一同前往，一有閑暇就同我交談，饒有興趣地聽我陳述紅日廠的有關故事。在我任期內的一位廠黨委書記是從黑龍江省一家軍工廠調來的老領導李永誠，行政13級，也算“高干”了。就是在他的提攜和培養(yǎng)下，我于1979 年任廠黨委辦主任，并逐漸走上廠級領導工作崗位。
　　
　　1981年3月的一天，上午八時許，我剛到辦公室，廠辦文秘員劉彩玉就興高采烈地對我說：“胡主任，你當我們廠的黨委副書記了!”我聽后很嚴肅地對她說：“不要開這樣的玩笑!”但她依舊高興地說：“你看，文件都到了!”作為黨委辦主任，我要為廠領導簽批廠里所有外來黨組織文件。我接過文件一看，果然是中共兵器工業(yè)部黨組文件，文件中的一行赫然寫著：“胡學軍任544廠黨委副書記”。說實話，我感到十分意外，我從未想過自己會當廠里的黨委副書記。那時的黨風真好啊! 事前，竟然絲毫沒有察覺自己的工作會有所變動。
　　
　　此時，廠里已有齊福金和謝賢卿兩位副書記，分別分管組織干部與宣傳群團工作。現(xiàn)在又添一位副書記，該作如何分工呢! 李永誠老書記似乎胸有成竹，他在黨委會上說：“原有分工就不變動了，小胡就分管調研工作，哪里有問題，就到哪里去調研；廠里有什么重點任務，就圍繞重點搞調研。”這實在是一種奇特而又新穎的分工。恰好，長期的秘書工作使我養(yǎng)成了調研的好習慣。按照老書記的分工，我以廠黨委副書記的身份開始了新的調研工作，成為一名沒有“實權”、不批“條子”的廠級領導干部，活躍在廠里的各有關單位。廠里的中層領導干部、管理干部、工程技術人員、老工人，都是我從事調研活動的對象，也是我的“指導老師”。從他們的身上，我學到了豐富的知識和智慧，受到有益的啟迪和感染；他們也毫無保留地給予我有益的指導和幫助。這樣，雖然我不分管具體工作，但由于專事調研，因而知道的情況比較多，也比較客觀真實。每當召開黨委會討論相關問題時，我嚴格地按照實事求是的精神進行表述，謹慎地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參會者也注意傾聽，一般都采納我的意見與建議。結果，我雖然沒有批“條子”的“實權”，但在黨委會上卻有相當?shù)陌l(fā)言權。后來我才逐漸意識到，老書記對三位副書記的奇妙分工，實際上是培養(yǎng)年輕干部的一種特殊而有效的方法。
　　
　　那時，正是黨的十一屆三中會會召開后的第三年，黨在干部工作中推行“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yè)化”的工作方針。有一次，老書記找我談話。他說：“部里要求我們老同志薦賢讓能，我準備提前離休。你看誰接替我的崗位比較合適呀!”我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是從齊、謝兩位副書記中產生一位。”老書記又說：“假如要你接班呢？”我立即說：“那自然不行。他們兩位資格老、經驗多，兩位中的任何一位接任，別人都服氣；如果由我接任，兩位副書記怎么服氣呢？”老書記聽后覺得有道理，沒有吭聲。又過了一段時間，老書記又找我談話。他說：“小胡，我了解了一下，三位副書記中，你的威信正在逐步提高，干部反映較好，你可要做接班的準備啊!”我懇切地對老書記說：“這么大的工廠，我確實承擔不了這個重任，怕誤事啊!”我向他解釋，這個廠歷來任職的“一把手”，資格都很老，級別都較高，有時在會上罵幾句都沒人敢吭氣。我這么年輕，怎能挑得起這個大梁？老書記知道我講得有道理，又沒有吭聲。
　　
　　1981年底，老書記請來兵器工業(yè)部干部司的同志來廠考察干部，召集了一次有全廠所有中層干部參加的民意推薦會，推薦廠黨委書記后備人選。事后，老書記高興地告訴我：經民意推薦，絕大多數(shù)人都推薦了你，其余的人也不反對，只是認為你年紀尚輕，可列為培養(yǎng)對象。老書記說：“現(xiàn)在你可真要做好接班的思想準備了。”在此情況下，我確實不便再作推托，否則也真是有負老書記一再推薦和傾心的培養(yǎng)。
　　
　　此后，兵器工業(yè)部干部司負責人對我接任廠黨委書記覺得沒把握，還要再考察。1982年夏，兵器工業(yè)部在湘潭市江麓機械廠召開全國兵器工業(yè)干部工作會議。按規(guī)定，參會者是各廠黨委書記，但會議組織人卻點名要我代表紅日廠參加會議。赴會前，老書記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這次不是一般地參加會議，而是干部司孫司長要親自當面考察你。你可要有思想準備啊。”果然，參會后，安排我參加會務工作，除開大會外，其余時間均參加小組討論，收集討論情況。在大會閉幕前的一天晚上，孫司長召開會務人員碰頭會，匯集會議討論情況。其余的工作人員發(fā)言后，孫司長征詢我的意見。我知道，這可能就是當面考察了。我從會議收獲、需要解決的問題、會后貫徹意見這三個方面，陳述了自己的看法，列述了基本觀點，列舉了主要事例。孫司長聽后很痛快地說：“那好，就按你的意見整一份材料，明天早晨七點前送給我。”這一晚，從深夜11點開始，干了一個通宵。我深知，這份總結報告必須一氣呵成。我在搭好總體框架、確立基本觀點后，慢慢地撰寫，寫一段成一段，終于在凌晨五時半完成起草任務，六點半送到孫司長手里。上午開會時，我雖然一夜未眠，但此時毫無倦意，仔細傾聽，發(fā)現(xiàn)孫司長在講話過程中基本采用了我所起草的講話稿，只是偶爾插講自己聽到的事例。我估計，這次考察基本成功。果然，這一年的冬天，我被任命為紅日機械廠黨委書記，時年40歲，是全國兵器工業(yè)系統(tǒng)年輕的廠黨委書記。
　　
　　我深深地體會到，正是在新時期黨的“四化”干部方針指引下，在黨組織和老書記的悉心推薦培養(yǎng)下，在紅日廠廣大干部和職工的熱情幫助下，歷史的潮流把我推向了廠級領導工作崗位。實事求是地說，我對“當官”并不刻意追求，但既然重任在肩，也只好盡力而為。
　　
　　自感欣慰的履職之為
　　
　　我在主持紅日廠黨委工作期間，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竭力維護廠黨委領導班子的團結。任職期間，先后有兩位廠長與我搭檔：一位是張寶祥廠長，這是一位敢說敢為、敢于負責的領導干部；另一位是蔡培康廠長，這是一位寬厚待人、對工廠生產技術了如指掌的專家型領導干部。對于兩位性格與作風迥異的廠長，我采取了兩種不同的工作方法，妥善地處理好黨政關系。按照廠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原則，在認真履行黨委對工廠全面領導職責的同時，我充分尊重廠長的生產經營指揮權。不搞越俎代庖；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原則，發(fā)揮每位副書記、副廠長的作用；各位領導班子成員各就其位，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形成了良好的團結合作局面。在那段時間內，廠黨委領導班子成員間坦誠相見，互相支持，合作愉快，雖然有時也有工作上的爭執(zhí)，但沒有個人間的恩恩怨怨，是一個團結合作、決策力與執(zhí)行力均較強的領導班子。
　　
　　在黨委工作中，我認真貫徹執(zhí)行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上級指示，堅持正確的辦廠方向。為了及時傳達黨和國家以及上級領導機關的重要文件或上級領導的重要指示，用黨和國家的政策統(tǒng)一全廠兩級領導干部的認識，廠黨委始終如一地堅持了紅日廠長期以來實行的每周星期三晚上雷打不動的中層以上領導干部例會制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為了加強黨委工作的科學性和實效性，我積極運用自己在廠辦、黨辦長期工作中積累的經驗，重視黨委工作的頂層設計，精心制定年度工作計劃，堅持按季度推進工作，每個季度都推出“廠黨委工作要點”，組織各車間、機關各處室認真貫徹落實，及時總結交流，使各項工作有序推進。
　　
　　尤其令我欣慰的是，在我主持黨委工作前后，紅日廠的全面質量管理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不僅在生間車間，而且在廠部業(yè)務處室和黨委工作機關，都運用這一科學的管理方法。這一方法的主要特點是“三全”，即全部人員參加、全過程管理、全面質量含義。通過這樣的“三全”管理，有效地集中了全廠干部和職工的精力與智慧，確保了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和產品質量的穩(wěn)步提升。在推進工作中，廠黨委研究確立了“廠長領導指揮、總工程師具體負責、黨委書記支持”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作為黨委書記，我成為這一工作的熱情宣傳者、大力支持者和積極推行者。我?guī)ь^參加業(yè)務培訓，帶頭在全廠中層干部、管理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學習班上作輔導，在各種會議上作宣傳。到車間巡視工作時，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了解全面質量管理方法的運用情況，幫助解決實際問題。我還積極地將這一方法運用到黨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中，使全廠黨建與思想政治工作逐步走上目標化、制度化、程序化、規(guī)范化軌道。結合工作實踐，我及時撰寫了《全面質量管理方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運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系統(tǒng)工作思想》兩文，先后在《中國質量管理》和兵器工業(yè)部的《兵工通訊》雜志上發(fā)表。當時紅日廠的全面質量管理工作，受到上級前來檢查指導的負責人和兄弟廠礦前來廠參觀考察的同仁的好評。紅日廠于1981、1982和1983年，先后被評為湖南省、兵器工業(yè)部和省國防科技工業(yè)系統(tǒng)推進全面質量管理先進單位。我也被評為全省國防科技工業(yè)系統(tǒng)推進全面質量管理積極分子。
　　
　　在工作中，我特別重視以則作則、廉潔奉公。我總是提醒自己：凡是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爭取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能做。我知道自己的能力不是很強，但工作態(tài)度一定要好。我?guī)缀鯇⑺械木Χ加玫焦ぷ骱蛯W習中，節(jié)假日與晚上加班是常有的事。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工作不計報酬，沒有加班費，沒有獎金；在那個山溝工廠里，也幾乎沒有迎往送來，沒有請客送禮，更不用說以權謀私了。有時候在廠招待所陪客用了餐，事后都要交伙食費。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工作可能不是做得很好，但我確實是一個廉潔奉公的干部。
　　
　　正因為廠黨委領導班子團結合作，全廠職工家屬齊心奮斗，廠里的生產經營管理不斷改進，黨建與思想政治工作有所創(chuàng)新，人們之間和諧友好，生產秩序井然有序，生產任務圓滿完成，職工家屬的生活條件不斷改善，紅日廠呈現(xiàn)著一派祥和景象。在我任職前后的一段時期里，廠領導考慮到職工按時上下班，中午休息時間短，就利用生產蒸汽給大家蒸飯，職工回家后只需炒個菜就可以用餐。廠里還先后蓋起了澡堂，新建了食堂，修建了運動場；雙灣區(qū)蓋起了有廁所的新宿舍，職工住房條件有了新的改善。每到傍晚，廠里的大人小孩們都在美麗的廠區(qū)內優(yōu)哉游哉，或散步，或談心，或打球；尤其是夏天，這里是天然的休養(yǎng)場所，氣溫涼爽，空氣清新，白天不感炎熱，晚上不用空調，猶如人間仙境，令人心曠神怡。有一次，兵器工業(yè)部的劉工來廠考察全面質量管理情況，他看到上述景象后，對我很有感慨地說：“紅日廠雖然地處山溝，但職工們這樣安詳愉快，真是難得啊？”
　　
　　1983年夏，兵器工業(yè)部在遼陽市召開全國兵器工業(yè)干部工作會議，我在會上介紹了紅日廠工作思路，得到部領導與參會者的好評。1984年8月，我奉命調任282廠黨委書記，離別了我所熱愛的紅日機械廠。
　　
　　在紅日廠工作的16年里，我同廣大干部職工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里的一間間廠房，一排排機床，一棟棟宿舍，一條條山路，一根根輸氣管道，都深深地鐫刻在我的腦海里，銘記在我的心中。我對紅日廠的一草一木都有著深厚的感情。
　　
　　紅日廠，您是我難忘的第二故鄉(xiāng)!
　　
　　紅日廠，我永遠懷念您!